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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陳楚九

核心觀點

我們感到,杭州實踐對於蘇州頗具借鑑與啓迪意義。特別合作區之所以特別,從根本上看,在於它突破了行政區劃屏障和土地空間限制,以“飛地經濟+體制創新”收益共享模式,推進兩地人口、資源、產業和體制等不同優勢互補、合作,形成了緊密的經濟關聯和1+1大於2的競爭優勢。

近年來,經濟發展中土地資源供給不足的矛盾日趨突出,如何創新思路,加快經濟轉型升級,走出一條集聚、集約發展新路,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亟待破解的重大課題。最近杭州作出了積極探索,值得我們借鑑。

建於1990年的杭州(濱江)國家高新區,區域面積85.64平方公里,各項指標名列國家高新區前茅,目前集聚了杭州市60%以上、浙江省25%左右的高新技術企業,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。然而近年來土地資源約束趨緊、區域面積偏小的矛盾十分突出,新興產業發展受到很大制約。同時,與高新區(濱江)相距僅20公里的富陽區,則以傳統造紙業為主,亟待轉型升級,發展先進製造業。為此,2019年8月杭州市委、市政府作出重大決策,在富陽區劃出約5.8平方公里,設立“杭州(濱江)高新區富陽特別合作區”,作為高新區的產業配套區,重點發展信息技術、生命健康、高端裝備製造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新材料等產業,合力建設區域合作發展示範區、自主創新拓展區、產業有序轉移承載區。特別合作區建立以來不到七個月時間,創造了特別速度、取得了特別成績:整理了3000畝淨地,已有10個項目開工,4個項目簽約,50個項目正在洽談,引資效應十分明顯,落地特別合作區的正泰集團智慧能源智能製造項目,如果僅靠杭州(濱江)高新區,難以解決400畝用地需求;如果僅靠富陽區,數字經濟基礎又稍顯薄弱,缺乏正泰集團所需的大數據、智慧能源產業鏈基礎。而項目在特別合作區落地,既解決了發展空間,也解決了產業配套,而且未來將可帶動上下游產業鏈項目,打造成一個百億元級的智慧能源產業基地。

特別合作區,“特別”二字是關鍵,唯有特別機制,才能結出特別果實。具體來看這種“特別”體現在以下方面。一是從合作原則看,高新區與富陽區雙方按照合作共贏、優勢互補、權責清晰、創新機制原則,高新區重點負責產業招引、產業培育、項目落地,富陽區負責徵地拆遷、基礎配套、社會治理等事項。特別合作區今後視需要,經兩區協商一致後可擴展至富陽區其他區域。特別合作區合作期限為20年,屆滿時視需要,可經兩區協商一致後延長合作期限。二是從運營主體看,特別合作區管理委員會作為杭州(濱江)高新區的派出機構,實行獨立管理、單獨核算、封閉運營模式,負責合作區的產業政策制訂和落實,統籌產業項目招商、建設、管理、運營,協調行政審批服務。三是從利益分配看,雙方形成共識,重點項目由兩區協商,輪流申報統計。前10年內,特別合作區產生的税收,除上繳中央和省裏部分,其餘都將留存特別合作區,反哺企業發展。四是從組織架構看,特別合作區管委會下設若干內設機構,人員由高新區(濱江)主導、富陽區共同組建,按高新區模式管理,設立“一辦三部”,即綜合辦、招商穩商服務部、工程建設部、行政審批服務部。每對接一個項目,又從“一辦三部”抽調專人組成項目組,從引進、審批、建設,項目全過程都有專人服務。

我們感到,杭州實踐對於蘇州頗具借鑑與啓迪意義。特別合作區之所以特別,從根本上看,在於它突破了行政區劃屏障和土地空間限制,以“飛地經濟+體制創新”收益共享模式,推進兩地人口、資源、產業和體制等不同優勢互補、合作,形成了緊密的經濟關聯和1+1大於2的競爭優勢。杭州實踐啓示我們:

其一,目前發展階段,破解土地資源緊缺矛盾,絕不能按以往傳統做法,就土地論土地,在增量空間上封閉運作、“撒胡椒麪”,這種小打小鬧解決不了根本性問題,而是必須強化系統思維和大市域理念,把解決土地資源不足問題與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、區域協調發展、提升城市能級等重大問題統盤謀劃,立足全市域、依靠體制機制創新來尋求出路,強化市級統籌、市域統籌的力度,提升市級層面全市域的資源配置能力。

其二,在行政體制屏障下,土地資源的流動依然是不充分的,我們往往看到這樣一種狀況,有地的地方缺少項目、缺少產業,有項目、有產業的地方卻缺少土地資源。而通過利益分成的“飛地經濟”模式,形成“總部+基地”運營架構,可以使土地要素流動起來,發揮最大市場價值。最近幾年,我市在這方面進行了不同層面的積極探索,比如園區在相城區建立“蘇相合作區”等。我們必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化,比如在各級開發區之間形成更緊密、更有效的“特別合作”關係;比如以蘇州自貿片區為核心,探索與其他區域實現“區區聯動”。同時,我們更要拓寬視野,把握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機遇,在更廣範圍進行特別合作區的試驗,尋求土地資源配置利益最大化。

其三,當前,區域發展之間的產業競爭、招商競爭、項目競爭十分激烈,即使在蘇州市域範圍也不同程度存在,尤其是我們市、區之間,這種競爭有其一定的合理性,但更多是一種不必要的“內耗”,更深層次還在於產業佈局的“同構化”和區域經濟發展中的“不經濟”。如何避免區域間,尤其是毗鄰區域間,為搶奪項目的惡性競爭、低質競爭導致的資源耗散,進而形成合理的、差異化的產業佈局結構,值得我們加強探索,而特別合作區模式,以土地資源為紐帶,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更低成本的、合作共贏的解決思路,也在更高層面體現了發展新時期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一種格局。

其四,特別合作區的探索實踐,從根本上看是一種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。我們必須認識到,發展的問題,歸根到底是體制機制問題。市委提出“開放再出發、目標再攀高”、創新營商環境等,落到最後就是必須“改革再深化”,這是重要保障。尤其是破解土地資源瓶頸制約,只要符合經濟規律,我們完全應該魄力再大一點、步子再大一點,打破條條框框去實踐。我們必須強化改革的問題導向、發展導向、效果導向,深化資源要素供給、提升市級層面統籌協調、市域一體化發展、資源優化配置等體制機制性改革,構築更強的發展動能,從而使蘇州經濟不僅實現總量的擴張,更實現一種整體性的質態提升。

★作者系蘇州市委原副祕書長、蘇州市委研究室原主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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